鉴定是档案工作者承担的一项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曾这样写道：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他们才在真正地形成档案，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在这样的建构活动中，正是鉴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鉴定的过程就是确定载入档案的人、物、事的过程，它界定和选择哪些文件成为档案，并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类档案处理（包括著录、保护、展览、查考等），它最终判定哪些文件被销毁。

　　西方哲学试图边缘化或“抹掉”的关键事物之一就是交流的“符号”或意义……这表明西方哲学追求“没有表达的纯粹存在”的愿望，或者说它想对现实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却不愿过多考虑交流过程对我们所知事物的影响。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
　　这种隐形的幽灵般的档案活动也反映着档案专业的一个传统观点，即档案是自然、客观、中立的。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这些档案是怎样得以留存并进入档案馆的呢？

　　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乔伊·帕尔(Joy Parr)曾提醒史学家注意：历史诠释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那一刻。从某个档案盒里史学家只选取阅读某些案卷，只注意某些作者、群体或地区，只摘录或复制某些文件，然后他们利用这些被选取的特权文件进一步片面地打造某一特定的叙述和诠释框架。

　　实际上，现实情景远比帕尔描绘的令人震惊。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这是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家之间最大的沉默，它被称为档案鉴定。

　　史密森博物研究院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卢拔提醒我们，“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

　　如果文化和权力这类词语不是中立的，那么，反观阿瑟·道蒂爵士曾说过的档案是“珍贵的财产”，是代代相传的构成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礼物这句话，显然也不是中立的。这一代档案工作者希望为“文明”和“文化”制作什么样的礼物？当他们试图为未来馈赠一个过去的时候，又想让未来怎样来记忆他们？
　　　　　 ——摘自：［加拿大］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2001）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12月30日    总第2098期   第三版